中国期货博物馆： 值此郑州商品交易所创立三十周年之际，我谨表示衷心祝贺!也很高兴有此机会分享一些看法。 郑州商品交易所（前身叫做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创立和最终成功完全依赖于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不管缺少哪一个，郑商所就不可能存在。首先，来自于地方、省级和中央政府领导人对新型市场机制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其次，为了开发市场规则和建设基础设施，研究人员、专业人士以及管理者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和通力协作。 在建设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府高层领导人对于期货市场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上的理解和接纳，得到其支持是不可能的。 通过许多人的努力，主要的政府官员逐渐开始意识、并接受了期货市场没有意识形态。他们开始明白，期货市场既不是社会主义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他们知道，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概念被承认之前，期货市场就已经存在于古埃及了。 他们还意识到，在20世纪末的现代社会，不可能有完全的计划经济或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即使在最严格的计划经济中，也有必要在制定宏观经济计划时参考价值规律。相比之下，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例如美国），也存在着诸如农业补贴、价格支持机制、农业用地预留计划、期货市场头寸限制和期货市场最低资本要求等计划性限制。 很明显，一方面是中国，另一方面是有期货市场的国家，两者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只是在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一连续光谱上的不同点。 这样看来，问题变得明朗了，有了价格风险，对于期货市场的需求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当然，如果某一特定商品的自由市场定价、或价格波动程度越大，期货市场提供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功用就越大。然而，很明显，期货交易并不非要具有纯粹的自由市场才能发挥经济效用。 大约30年前，中国市场上每年大约有6500万吨自由流通的农产品，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政府领导人预见到这些商品的价格风险。同时，政府领导人开始相信，如果存在价格风险的话，那么，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要条件成熟也是可以引进期货交易的。 除了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之外，如果没有那些开发市场规则和建立现货市场基础设施的研究人员、学术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的不懈努力，创立郑州商品交易所仍然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只是复制美国、或其他国家现有期货市场模式的话，那将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简单地照搬别人的做法，而是对现行市场进行研究，并做出了必要的调整或改进，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坚信。中国有机会做得更好。 显然，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检验，可以说他们是正确的。 威廉·D·格罗斯曼 2020年11月10日 注：威廉·D·格罗斯曼（William D. Grossman），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副总裁，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亚太代表处主任(1988-1992)。译文由张桂英女士作重点修订，谨此致谢。
|
 关注我们 |  |
